「科技腾飞」863计划，瞄准世界高科技

【历史瞬间】

科技发展 迎来春天

1986年2月的一个深夜，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区，一户人家的窗户透着昏黄的灯光。屋内，一位71岁的老人走到书桌前坐下，铺开一沓稿纸，取过笔，开始奋笔疾书。稿纸上，不断出现“科技”“加快”等字样。老人眉头紧皱，笔尖飞快划过纸面。

老人名叫王大珩，我国著名光学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时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主任。他不会想到，这个初冬的夜晚，自己正在拟写的这份建议，将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家战略方针予以落实，掀开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中国的高科技，即将迎来春天。

“863计划”四位倡议者合影（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863计划

瞄准世界高科技

20世纪80年代初，以高技术发展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同时引起了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为了适应和迎接科技革命的挑战，世界很多国家决定优先发展高技术。

1983年，美国率先提出了“战略防御倡议”及“星球大战”计划，随后日本出台了“科技振兴基本国策”，西欧17国联合签署了“尤里卡”计划，苏联及东欧集团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印度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韩国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知名科学家联合提交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这份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国家组织200多位专家，经过半年三轮极为严格的论证，最终编制形成“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该计划又被称为“863计划”。

夜谈 科学家忧心忡忡

1986年2月，北京城透着寒冷，一天黄昏，中科院学部委员、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来到中科院宿舍区，敲开了中科院学部委员、光学家王大珩的家门。

陈芳允开门见山：“我想跟你说一说发展高技术的事情，也听听你的意见。”陈芳允讲起了前两年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又谈到了前一年西欧国家发起的“尤里卡计划”，它们的共同点都指向了：全力发展高科技。王大珩也皱起了眉头，他又何尝没有关注到国外发生的新变化。

王大珩的学生，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的王家骐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王大珩就率中国激光科技代表团去美国考察，这趟行程对王大珩触动很大，“回来后他对我们说，国外高科技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必须牢牢跟紧步伐，加紧做好科研，才能不掉队。”

国门之外，发展尖端科技的浪潮已经风起云涌，而国内科技界，不少人还保留着“能吃饱饭，安稳工作便好”的思想。更多人认为我国当时经济实力薄弱，科技发展可以先搞能短期见效的项目，或者直接从国外引进成熟的技术。

两人都忧心忡忡。“核心技术别人是不会给的，搞不好还会撤走专家，销毁资料，卡我们脖子！”参与了“两弹一星”工程的王大珩有切身体会，他忘不了当年屈辱的场景。正是那样的绝境激发了中国科学家的斗志，成功研制原子弹、氢弹，成功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

任何时候都要有“两弹一星”精神。时不我待，中国必须全力发展高技术，跟上世界的步伐。否则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两位科学家的观点高度契合！

上报 发展高技术迫在眉睫

送走了陈芳允，王大珩来到书桌前，铺开稿纸，开始动手写《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几乎是一气呵成，因为很多想法在心中早已积蓄已久，中国发展高技术已经迫在眉睫。

写完初稿后，王大珩和陈芳允又找到了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和航天专家杨嘉墀，请他们一起斟酌。“中国太需要奋起直追了！”两位科学家高度认同，表示要联名上报。

经过修改、完善，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中科院学部委员联名提出了这一建议。建议很快转到了邓小平面前。邓小平高度重视，作出批示，指出要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邓小平还在批示中要求，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很快，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召开讨论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相关部门组织了200多位专家，经过半年三轮极为严格的论证，在当年11月编制形成“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由于这个计划提出的时间是1986年3月，因此，该计划又称为“863计划”。

198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转发该纲要。1987年1月，“863计划”纲要正式实施，一幅描绘21世纪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徐徐展开。

实施 “863计划”硕果累累

神舟飞船载着航天员遨游太空，“蛟龙号”深潜器大洋探秘，超级杂交水稻解决粮食自给，高速列车朝发夕至连起大江南北……这些科研成果、应用装备都来自一个共同的起点——“863计划”。

在30年的实施过程中，“863计划”分成了三个阶段。从1986年至2000年主要是瞄准高技术前沿，积极跟踪；从2001年至2005年，在若干产业源头拥有核心技术，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从2006年至2015年，我国超前部署前沿技术。

科技部表示，“863计划”使我国在高技术若干领域异军突起，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方面抢占了一批前沿制高点，并引领了产业，改善了民生。如科学家成功研制“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全部采用国产处理器构建，是世界上首台峰值计算速度超过十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多次获得全球超算排行榜第一名。

此外，先后有超过30万名科研人员参与了“863计划”的研究工作，形成了一支追赶国际前沿、具备与国际同行对话交流能力的优秀科研队伍，很多人已经成为当前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的领军人才和中坚力量，高性能计算、基因组学、人工晶体、杂交水稻等领域的核心研发团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安装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记者手记】

推动科技强国的磅礴动力

2016年，按照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统一部署，“863计划”被纳入新设立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它已成为中国科技自强自立的一段重要历程，30年间取得的科技成就，积累的经验，凝聚的精神，成为推动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磅礴动力。

科技部表示，“863计划”始终瞄准世界高技术发展前沿，集中优势力量，持续攻关，实现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提升了我国高技术的创新能力。实践证明，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开发必须坚持战略性、前沿性、前瞻性，持续支持。

同时，正是有了持续增长的中央财政投入，才保证“863计划”能够着眼未来，吸引一大批高技术人才，推动高技术的持续发展。

“863计划”在设立和实施的全过程中，既借鉴国际经验，又结合中国国情、尊重创新规律，持续探索创新科研项目的组织实施模式。这些探索和实践为后续设立的各类国家科技计划的组织实施提供了重要借鉴。“863计划”积极探索培育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有力推动了我国高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的应用。

30多年来，从事“863计划”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形成了“公平、创新、求实、协作、奉献”的863精神。新时代科技工作者有新的使命和担当，要将“863计划”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863”，中国高技术奋起发展的标志

光明日报记者 徐 畅

从载人航天的神舟飞船，到深潜入海的“蛟龙号”；从解决粮食自给的超级杂交水稻，到便捷出行的高速列车、新能源汽车；从北京奥运会上获得商业应用的高亮度激光投影产品，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这些在当下足以代表中国最高科技水平、提振国人民族自豪感的科技成就，有一个共同的起点——“863计划”。

对于年轻人来说，“863计划”可能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但对于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来说，它无疑是中国高技术奋起发展的重要标志。

如今，站在“十四五”的起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回首来路，“863计划”的开创精神与奋进力量，值得我们在新征程中重温、追随。

在西太平洋海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进行中国大洋38航次最后一潜（2017年6月13日摄）。新华社发

1.科学家战略眼光与政治家高瞻远瞩相结合的产物

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了“星球大战”演说，提出实施“战略防御倡议”计划。此举表面上是针对苏联进行战略威胁，实际上是以高技术发展为核心，实施新一轮科技革命。此后两三年间，各国符合或针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对策计划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形势下，中国怎么办？

在有关部门组织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展开了激烈讨论。一部分观点认为，我们也应该发展采取相应的措施，迎接新技术革命；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我们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可以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等人家搞出来，再为我所用。

“我心里着急啊！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我认为中国应该把握这个机会。”生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863计划”倡导者之一杨嘉墀院士介绍，在各种讨论会上，他与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等科学家观点相近，认为“尽管当时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1986年年初的一个夜晚，陈芳允敲响了王大珩的家门。经过一番长谈，二人决定，由王大珩起草一份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项目的建议书。后经与王淦昌、杨嘉墀商议定稿后，送给中央领导。3月3日，由这四位科学家撰写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呈送到邓小平同志面前。两天后，邓小平同志对此作了重要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此后几个月内，相关部门组织专家作了极为严格的论证。同年11月，编制形成“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并于次年3月正式实施。由于该计划提出时间是1986年3月，因此又称为“863计划”。

这是首个由科学家倡议、政治家决策、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科技计划，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对于这段历史，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原“863计划”激光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院士评价为“科学家的战略眼光与政治家的高瞻远瞩相结合的产物，凝练了我国发展高科技的战略需求”。

2.从科研成果到产业发展

根据“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863计划”确定了7个对我国今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高技术领域，即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领域作为我国高技术研究与开发的重点，后又于1996年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

倡导“863计划”的四位科学家，从左至右分别是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和王淦昌。新华社发

在信息技术领域，“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无疑是近年出现在公众视野下的明星。它全部采用国产处理器构建，是世界上首台峰值计算速度超过十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多次获得全球超算排行榜第一名。

该成就始于三十多年前。由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20世纪90年代初，高性能计算机研发被列入“863”项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国杰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SMP（对称式多处理机）结构计算机——曙光一号计算机，达到90年代初同类计算机国际先进水平。

“研制曙光一号是智能中心历史上精彩的一幕。”多年后，李国杰在撰写回忆文章时仍对这段历史感到自豪。李国杰表示，由于国内的条件有限，当时决定派出一只小分队到国外去研发。这种借树开花、借腹生子的做法大大缩短了机器研制周期。不到一年时间，研究人员就完成了曙光一号研制。

曙光一号的诞生，成功打破外国公司对我国信息技术的垄断。其诞生的几天后，美国便宣布解除10亿次计算机对中国的禁运。

从曙光一号到“神威·太湖之光”，伴随着“863计划”的启动与实施，中国高性能计算机所代表的信息技术从弱到强，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创新，在不断满足我国工业信息化发展需求的同时，逐渐成为我国异军突起的若干高技术领域之一。

1991年，邓小平同志为“863计划”亲笔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指明我国高技术的发展内含着产业化方向。“863计划”也确实为我国产业发展、民生改善、重大工程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比如研发出一批自主可控的高速列车核心技术，使高铁成为中国制造“走出去”的重要“名片”。

通过持续稳定的投入，“863计划”有效带动了我国高技术研究领域由点到面、由跟随到创新发展的转变，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推动形成了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带动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产生的间接经济和社会效益更是无法估计。

3.科技体制改革不停歇

作为改革开放后实施的重大科技计划，“863计划”的管理运行机制具有科技体制改革的显著特征。

曾任科技部部长的朱丽兰在《难忘的岁月》一文中回顾了“863计划”开始前的历史：“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科技界习惯于按照国家计划工作，只要完成计划就可以‘交账’了。至于自己的工作如何变成现实的生产力或战斗力，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用不着、也没有能力去操心。”

“863计划”三个发展阶段

安装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新华社发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863计划”的实施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863计划’的一大特色就是充分相信科学家集体的智慧，打破地区、部门界限，在全国范围遴选专家，组成领域专家委员会和主题专家组，具体组织研发工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的‘863计划’框架下由这些专家集体通过调研，自主进行技术决策。这对于克服当时面临的种种难题起到了关键作用。”朱丽兰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863计划”智能计算机系统主题专家组副组长的李未认为，与研制“两弹一星”时“政府的计划调控是决定性的”特点不同，“863计划”是第一个在科研领域中引入竞争机制的国家计划。他在撰写回忆文章时介绍，这种科研体制和机制经过“863计划”的实践检验后，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以及2006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广泛采用。

随着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逐步搭建起包括“863计划”“973计划”等在内的科技计划体系，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媒体统计，到“十二五”期间，我国科技计划有近百项，分别由数十个部门管理，缺乏顶层设计和宏观统筹，难以形成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资源配置“碎片化”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为解决该问题，使之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2014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提出构建更加强化国家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新的科技计划体系。

2016年，随着《方案》中新五大类科技计划之一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出台，“863计划”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杜祥琬说，这是我国新时期满足国家发展需求、适应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适时之举。

“科技体制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闯难关，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2018年5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要“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停歇。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9日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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