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服务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服务转型

现代服务业是知识经济的主体，它的发展大大加快了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和物流，对提高国家经济整体运行效率和质量，增强国家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起到了关键作用。

现代服务业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支撑，建立在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方法基础上的服务产业。它既包括随着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兴服务业态，也包括运用现代技术对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和提升。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服务方式改造传统服务业，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的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历史发展背景

“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最早出现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不像其他许多经济学词汇那样是源于西方的学术文献，。十五大报告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业结构转换特征，十五大报告通过引入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将农业和服务业各自一分为二，进一步描述了工业化时期就业人口结构的演变特征。此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和十六大的报告均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主要包括增加值和就业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十七大上提出现代产业体系，当时指出要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最重要的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现代服务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代服务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正是服务业经济不断深入的体现。发达国家服务业对GDP和就业贡献的增长主要源于金融、保险、房地产、商务服务业、专业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等，这类服务业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因此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发展现代服务业明显的比较优势。

当前我国现代服务业还存在技术含量不高、创新能力不强、人才短缺、融资困难、规模偏小、品牌效应差等问题，要充分利用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抓手，努力提高现代服务业的科技含量和创新水平；以发展软件和服务外包业为契机，加快建立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契机，加快形成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融资模式；以优化服务和政策环境为推手，提升我国现代服务业的规模和品牌。

现代服务业提出的背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随着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出现的产业结构的软化现象，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服务业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和知识成为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事与知识劳动有关的白领工人大量增加，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快速发展；随着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制造业价值创造活动中的一些环节独立出来，如研究开发、设计、后勤供应等，制造业的服务成分不断增加，如技术支持与培训，售后服务等；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对信息技术服务的大量新需求，创造了新的产业和就业岗位，扩展了传统服务业的内容；信息技术在服务业中大量应用，扩大了服务业的市场，推动了传统服务业的产品和过程创新，传统服务业向新型服务业转变。

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上升，提高服务业的竞争力成为新的关注焦点。这个论断实质上可视为对经典的“配第—克拉克定理”进行了本土化改造。配第和克拉克经过大样本观察发现，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将逐步由农业向工业、进而向服务业转移，但配第和克拉克没有指出劳动力在农业和服务业内部的分布变化。

现代服务业走向知识经济

在知识经济时代，服务业属于知识经济范畴。现代服务业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支撑，建立在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方法基础上的服务产业。现代服务业主要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主要是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包括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服务外包、文化创意、动漫网游、检验检测、合同能源管理、环境服务、地理信息等多个方面。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2年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数据。其中，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排在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以及和科学研究相关的技术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成长为拉动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商务部不久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4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出口9057.9亿元，同比增长13.1%，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43.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5384.8亿元，同比增长18%。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实现较快增长，说明我国服务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正在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事实上，以保险、金融、个人文化和娱乐、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为主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长期发挥着“稳定器”作用。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异军突起，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数字技术广泛渗入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国民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大大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催生了跨境电商、在线医疗、供应链协同管理平台等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易和消费方式，促进了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增加了服务贸易合作需求。

2022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达到2.5万亿元，比5年前增长78.6%。科技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使科技在现代服务业中的作用日趋显著，已经从后台支撑变为前台引领。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创新应用技术已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新热点，推动新兴服务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为现代服务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模式创新已成为现代服务业的核心，模式创新下的技术集成创新已成为关键，特别是以应用性、系统性、集成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服务业开始支撑技术发展，这已成为现代服务业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

服务模式创新已成为现代服务业竞争的核心。特别是基于网络的第三方服务模式将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主流模式，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及信息网络运行平台日益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导因素。事实上，在互联网业界各路企业已经把现代服务业的三种模式演绎得淋漓尽致，并已成为企业成功的“撒手锏”。创新驱动引领新潮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刻变革，加速推进产业变革和消费革命，服务业领域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产业融合催生新赛道。服务业是润滑剂、黏合剂、催化剂，通过产业渗透、交叉和重组等方式，引发产业功能形态、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变革。大力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大力发展农业科技服务业、流通服务业，促进农商文旅融合发展。

数字赋能激发新活力。数字经济渗透到产业链供应链全生态，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1年十年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年均增速达到9.3%，占比提高了10.3个百分点。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推进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的积极成效。服务业数字化水平最高，占行业增加值比重40.7%。加快数字化赋能，拓展服务业增长空间，为服务业在人民生活、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等领域创新应用提供丰富的场景和机遇。

技术创新，是现代产业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特征。美国经济家熊彼德用创新的思维方式，第一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定义其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相结合，引入生产体系中。罗默则首次提出了将知识和技术研发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增长模型，并在卢卡斯之后，有了人力资源自我增值要素的补充条件。而现代产业体系中的服务业比重，超过农业和工业，符合配第和克拉克认为的经济增长遵循农业向工业转变的客观规律，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现代产业体系越发达，现代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高。

中国服务业总体增长，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增速明显，但也存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偏低，带动就业人口比重偏低和服务业人均收入增加偏低的客观现象。这从现代发展经济学中可以有所认知，将产业和技术结构作为发展的主体目标，强行提升产业结构的要素资源禀赋，扭曲了市场的配置，需要在服务业增长的过程中，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发展。

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关键

现代服务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了技术、新生产模式在产业中的渗透。随着现代服务业成为服务业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产业结构实现了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产品结构也呈现高技术化和高附加值化，产业组织在经历了工业时代跨国化后，在服务业经济时代正在出现全球化、网络化、虚拟化、协作化的新趋势。

“十四五”时期，现代服务业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支撑作用。除了积极拥抱数字化、智能化浪潮，加快现代服务业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科技创新相融合成为现代服务业关键，国家将进一步提高产业层次，夯实产业内容，助推实体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在拉动经济中的作用愈发重要。

服务业开放是高水平开放的战略方向。服务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鲜明特征，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的焦点逐渐转向服务领域。制造业能开放的基本都放开了，更大的开放空间在服务业。我国服务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八成集中在服务业。顺应世界贸易新趋势，必须以更大力度加快服务业开放，培育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对于现代服务经济的发展与产业升级的相互作用，经济学界有着不同的观点。

“乐观派”认为服务经济的兴起是所有国家在经济进步过程中呈现的最具一般性的规律，意味着生产资源的重新分配，会产生结构奖赏，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悲观派”则把服务经济崛起视为“非工业化”，认为其有可能削弱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和导致国家未来国际支付的恶化。消费型服务业不能发挥较强的外溢效应。此时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对应着“非工业化过程”，往往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Baumol（l967）所说的服务业“成本病”现象。但如今服务业已日益发展成一个内容庞大的非同质产业，同工业一样，其产品不仅包含最终产品，还包括中间投入品。

此时，对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而言，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服务业发挥着Riddle（1986）所谓的“黏合剂”作用，充当着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角色，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成本。Markusen（1989）利用经Ethier（1982）重新诠释的D－S函数，将生产服务业作为中间产品引入模型，描述了生产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进行生产服务贸易的积极意义。

在“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而言，现代服务业不仅仅是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发展目标，实际上，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服务业内包含许多行业，其中金融、物流等行业对于实体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值得重视，但同时也应该保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成果能够惠及第一、第二产业。比如金融业，应该让资本能够合理地进入实体行业，而不应该仅仅成为数字的游戏。

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日益壮大。发展现代服务业，无论是对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促发展，还是对壮大第三产业调结构，抑或是对创造就业岗位惠民生，都具有积极意义。现代服务业本质上依然是“服务”，主要通过细化分工、聚焦专业、提升效率等，降低生产和流通成本，满足人们的品质化、个性化消费需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一定要明确服务对象。只有紧紧围绕服务对象开展业务，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才会更牢固、前景才会更光明。

产业、消费、科技相融合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要同产业升级相融合。产业升级是指制造业、农业等实体产业的现代化、高端化。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相关的服务环节被剥离出来。金融、物流、研发、设计、营销、检验检测、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产业要聚焦专业，提升服务能力，为实体产业的产品质量变革、生产效率变革、品牌价值打造等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进而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要同消费升级相融合。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人们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消费品质持续提升，消费需求也进一步多样化，新一轮消费升级将在“十四五”期间表现得更为明显。文化、旅游、体育、康养、家政、育幼等生活性服务业要顺应消费升级大势，紧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创新服务产品、提升服务品质、便捷服务渠道，从而给人们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激活更大的消费市场。　　

我国还不断深化服务业改革，有序推进服务业开放，促使服务业提质增效，提升了服务业“走出去”的能力。在实践中应避免把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异化为某几个行业发展政策的倾向。2017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次修订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取消或放宽了增值电信、证券、银行、保险、文艺演出等服务业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我国新增22个服务开放部门，提高了37个服务部门的开放水平；在海南率先探索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开放平台扩围提质……一系列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推动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的创新举措，带动全球要素资源进入中国市场，为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创造了更好条件。

由于不同区域在资源方面存在差异，而且资源又是稀缺的，齐头并进、不分主次地发展所有所谓的现代服务行业肯定是不可取的。各级政府在制定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时，最为关键的环节不是识别何为现代服务业，而是区分出哪些现代服务行业同自身资源最为协调。而力争实现能够做的（组织优势和劣势）同可能做的（环境机会与威胁）之间的匹配，正是战略管理的核心内容。

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最直接相关的战略模型乃是波特的“钻石模型”。波特将产业竞争力置于企业、产业和国家这三个主体的互动过程中进行分析，认为特定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取决于如下四个因素：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等），需求条件（包括需求结构、消费者的行为特点等），相关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对手。

发展现代服务业时代意义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内在需要。我国服务业持续快速增长，在三次产业中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22年，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2.7%，利润总额增长8.5%。尽管我国服务业内部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结构性矛盾，但服务业比重上升符合产业结构演进和城镇化发展一般规律，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必然趋势。在我国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同时，服务业就业增长也非常显著。

2022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为35868万人，占比达48.0%，其中16岁至24岁年龄段青年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占比均达70%以上。是全国三次产业中唯一实现就业人员增长的产业，已然成为我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成为吸纳高学历人才的高地。平台经济等服务业新模式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提供了灵活就业方式，其产生的增量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就业压力。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适应人民群众消费需求升级的内在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特征十分显著，从生存型消费加快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与此同时，我国服务消费增速明显快于商品消费。预计在“十四五”时期，养老、旅游、家政等服务业市场需求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为了适应居民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增加生活性服务业有效供给，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迫切需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发展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服务业，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需要。在“十四五”和今后更长一个时期，我国要着力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打通流通体系和生产环节的淤点、堵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至关重要。

比如，物流体系“成本高、效率低”的矛盾突出就是一个淤点和堵点。2019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7%，2022年以来虽已有所下降，但从国际比较看，仍处于较高水平。其中虽然也有产业结构和布局的影响，但同我国物流运输体系一体化水平不高、物流网络分布不均衡有很大关系。全国各种运输方式协同融合不够、运输组织化程度不高，公铁水空多式联运、转运脱节，农村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物流体系末端循环不畅。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还暴露出国际物流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不高、航空货运能力不足、境外物流网络布局不完善等突出短板。

在“十四五”时期，推动研发设计、商务咨询等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发挥其人力资本、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优势。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服务供给，加快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法律服务等服务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有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水平，打造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

服务业创新发展关键抓手

树立现代服务是生产性劳动的观念，落实创新发展关键抓手。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提供服务是非生产性劳动。而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清楚地表明，服务业具有生产性，而且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构建专业化分工体系。要通过各种举措引导企业实行主辅业分离，其中最根本的是强化企业的竞争。只有竞争，才能真正推动企业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落后观念，充分利用专业化分工效应来降低成本。

抓市场主体培育。我国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主要障碍，在于交通、流通、金融和通信等领域存在的行政垄断。国外经验表明，放松管制、降低产业进入壁垒、引入市场机制、强化竞争会显著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坚持抓大扶小，以大企业大集团引领带动中小微企业发展，构筑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微企业铺天盖地的市场主体格局。开展梯度激励工程，重点培育龙头企业，推动一批创新型、引领型、示范型的领军企业、行业头部企业落户。引导政府性产业投资基金优先投资初创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培育发展“行业小巨人”和“隐形冠军”。瞄准科技、咨询、金融、法律、会计税务及评估、人力资源等领域，培育一批专业化、品牌化中介服务机构。

抓载体平台打造。应加大对生产者服务活动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促进服务业集聚式发展。推动服务业重点产业集聚、重要资源集合、重大功能集成。建设一批产业特色鲜明、配套功能完善、市场主体密集、发展环境优良的服务业集聚区，布局一批服务业强县，推动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特色产业“一体化”发展。依托国家级和省级高新区，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国别园区、经开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构建服务要素集聚高地；依托国家级、省级双创示范基地，打造“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新载体。结合国家和省“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全力推动服务业重大项目建设。

抓政策措施落地。制定适宜的发展政策，比如对高科技企业，在注册和上市方面应放宽对其物质资本的限制条件；在财税方面应允许其提足进入成本的研发费用和培训费用。发挥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作用，定期研究服务业领域重大政策措施、重大产业项目安排、相关考核办法、制订服务业发展工作评价体系等。深化省领导联系重点产业机制，督促重点产业牵头部门抓好产业培育方案落地落实。强化政策落实调研会商，压实部门职责，把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政策落实到千家万户服务业市场主体上。我们一方面应在投融资政策和财政政策上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在产业政策上促进两化融合力度，巩固实体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两个效率支撑基础。

鉴于发展阶段变化和内循环机制建立的重要性，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消费潜力的挖掘以及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从产业融合、经济社会一体化角度综合考量，重点是提升科教文卫等高端服务业，并以其新业态的创造能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主要特征是知识属性，并且直接涉及劳动力素质和就业质量，这就需要从多个角度评估服务业发展状况。特别是在信息经济时代，对于某一业态的政策制定，需要联系该业态对实体经济效率的促进、对劳动技能的促进以及对就业质量的促进等方面来考虑。加快现代服务业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科技创新相融合，将进一步提高产业层次，夯实产业内容，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总结

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一样，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在这个特殊的阶段中，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服务业正承担起破除工业体制改革“瓶颈”，减轻改革阵痛的功能。即使在信息经济时代，现代消费服务业仍然属于劳动相对密集的行业，通过发展这类行业，可以为安置工业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一个渠道。我们可将现代消费服务业这方面的外溢效应简称为“外溢改革效应”。

以实体经济发展推动服务业升级，需要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服务转型。工业化后期高端城市化的特点是服务业要素化趋势，服务业的效率体现为劳动要素质量提高。服务业体现为生产要素投入，因此服务效率的实现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才能产生。深化对资本的认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不单指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忽视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的国家，就无法大规模发展现代服务业。真正实践知识密集型产业服务，需要鼓励知识创造能力，保护知识产权，完善市场契约规范。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在基础知识创造和传播方面，增强政府、市场与高校的三方合作，丰富数据要素和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以此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作者：逄锦华，中国传媒大学信息管理与决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委员会会员。

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指企业在提供服务时溶入大量科学、工程、技术等专业性知识的服务。

Miles等(1995)认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一些专门提供经济行为服务的组织，这些服务旨在知识的创造、积累或扩散。在这个定义上，DenHertog(2000)给出了一个更广泛的关于KIBS的定义：那些主要依赖专业知识(如与某些专门领域相关的知识或技能)来提供知识型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的组织。Muller(2001)更直接地认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可以广泛地理解为/咨询公司，或者更一般地将KIBS可以描述为那些主要为其他组织发展提供高智力、高附加值服务的组织。

具体包括金融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其他金融活动等)、信息与通讯服务业(电信及其他通讯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等)、科技服务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业、工程技术与规划管理、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等)和商务服务业(法律服务、咨询与调查、其他商务服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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