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科技创新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直陈心语】

中国过去依靠政府主导的高投入、高出口、高耗能、低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再满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当前我国和平发展面临复杂环境挑战，全球各地矛盾冲突不断。在此背景下，如何统筹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科技创新能成为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陈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201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未来很有可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部分国家（地区）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停滞不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全球经济体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具有普遍性。

已有研究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1）发展战略失误，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没有充分考虑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没有按照比较优势选择适当的产业结构。（2）“制度高墙”——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是造成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3）金融危机。（4）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导致社会阶层固化，不利于弱势群体投资于人力资本，不利于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增长。（5）产业结构升级问题。

尽管上述各种因素构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障碍，但从长远来看，科技创新才是推动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力量，特别是其自主研发能力，这也决定了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其他各种因素需要通过影响科技进步，才能对经济产生持续影响。比如为自主研发和创新提供激励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收入分配差距大，并不是考虑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而是“分好蛋糕”的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科技进步主要体现为知识和人力资本（资源）的积累，从而为研发和创新提供了可能。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科技进步还可以通过引进来实现。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阶段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通过粗放型投资和引进技术，吸纳剩余劳动力，可以实现技术进步，促进经济较快增长。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随着国内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化，不仅经济增长的动力日益依赖技术进步，而且引进技术的空间越来越小。在高技术领域，技术垄断性更强，保密措施更严格，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日趋严重，这时技术进步必须主要依靠自主研发，原创性技术的作用日益重要。

从技术引进向自主研发型技术进步的转变并不容易，在人力、物力、财力等诸多方面存在瓶颈。与技术引进相比，自主研发需要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包括大量研发经费和高质量人力资本。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是因为长期依赖技术引进，缺乏自主研发，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索罗模型可用来解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模型给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启示是：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低下，这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体现为人均资本较低。在前期，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体现为人均资本、产量不断提高的过程，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现实中则表现为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与资本相结合，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不断提高。

如果技术水平不变，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的提高是有极限的，最后分别稳定在均衡点，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滑入了某种陷阱。但如果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的稳定状态也会相应得到提高。可见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会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这说明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人均GNI继续提高的关键。

从国际经验来看，“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经验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引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技术实现赶超，但随着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的缩小，技术引进的难度和成本也越高，关键核心技术的引进很少有转让路径，因此加强自主创新，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能。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在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相近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技术创新产出高的国家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可能性更高。我们用居民专利申请量来衡量创新能力，通过对比韩国和泰国，我们发现，虽然两国居民专利申请量自1980年以来都有明显增长，但韩国遥遥领先，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对比不同收入分组的居民专利申请量可以发现，高收入组国家的专利申请量则有明显的优势，考虑到技术创新领域具有边际效用递增特性和良性循环特征，自主创新越好的国家越能促进发明创造。因此，发展中国家从引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来实现赶超，需要比发达国家付出更高代价。政府除了保护知识产权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外，在基础领域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中也需要发挥重要作用。2000年韩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3%，比同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泰国高出1.88%，至2020年韩国已经达到4.81%，比泰国高出3.67%。在欧洲，俄罗斯在2020年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1.10%，是同期的乌克兰的2倍多。在南美洲，智利在2020年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0.34%，高于同期的哥伦比亚。可见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后，都需要依靠自主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产业转型升级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动力的关键，离不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还需要遵循产业发展一般规律，适应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发挥国家的比较优势，在合适的时机培育出新的主导产业。在大国经济发展历史中，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一般规律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以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例，高收入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最低，且在持续降低，主要是因为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提升。中高收入组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最高，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中低收入组也有类似特征，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中高收入组，但高于高收入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是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在产业结构变化上的显著特征。以韩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为例，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由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型，抓住了美日等国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利时机，积极吸引外资、技术和设备，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20世纪70年代后，产业开始向资本密集型转型，产业结构走向高端化，基本完成工业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韩国在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科技立国”口号，将产业发展方向转向科技创新，扩大科技投资规模，提升科技产品的出口份额，于90年代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1世纪以来，韩国始终坚持科技立国、产业兴国的策略，“汉江奇迹”持续至今。而战后初期一些拉美国家选择进口替代战略，就未能发挥本国比较优势，反而依赖农产品和能源出口，产业政策调整未能适应国际分工变化，陷入产业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阿根廷2013年就成为高收入国家，但人均GNI始终在高收入门槛值附近徘徊，这与其产业结构升级失败有很大关系。

第三，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自主创新需要人才，产业结构升级也离不开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相比发达国家，人口红利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的优势，但人口红利是阶段性的，并最终会消失。在人口红利消失之时，人力资本因素就显得更加重要。人口的数量红利能否转化为质量红利，是自主创新和产业机构升级的关键。世界银行的人力资本指数中，“亚洲四小龙”一直排名前列，2017-2020年占据前四，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为他们的经济腾飞储备了高质量人力资源，是他们转型成功的一个重要特征。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970年代远低于高收入组，与中高收入组相当；到1996年，韩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高收入组的平均水平，中国香港的高等教育入学率约是中高收入组的平均水平的2倍。到2020年，中国香港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高收入组的平均水平，同期韩国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则明显高于高收入组的平均水平。人力资本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相反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表现出“人口红利断层”，人力资本水平不足以支持其自主创新发展，导致高端产业的竞争力无法与发达经济体相提并论，低端产业又被迫与其他成本更低的经济体竞争，同样缺乏竞争优势。

第四，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能够抓住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并合理设置关税壁垒和适度使用补贴政策保护和支持本国产业的发展。在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后，这些国家通常能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保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经济开放程度更高。“东亚奇迹”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对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和对外投资等更为开放，既促进国内竞争，又实现出口与产业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形成经济高质量增长。智利在20世纪90年代与多个经济体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海外市场得到极大拓展，贸易参与度不断提高，商品贸易比例从1970年的25.33%上升到2020年的52.47%，韩国商品贸易比例1970年为31.32%，至2020年增加到59.84%。除新加坡、保加利亚等商品贸易占比本身非常高的国家外，多数国家的商品贸易占比随着全球化的进步而上升，随着近几年全球化的倒退而下降。

中国过去依靠政府主导的高投入、高出口、高耗能、低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再满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当前我国和平发展面临复杂环境挑战，全球各地矛盾冲突不断。在此背景下，如何统筹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科技创新能成为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键因素。面对新形势，我们要推动科技结构升级，激发创新活力，释放创新潜力，以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作者系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

在本专栏版发表的言论，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证券时报立场。

郑永年：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中等技术陷阱：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挑战》 郑永年 著 中信出版社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它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或者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现实的环境中来实现，而今天的中国面临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从内部发展水平来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大转型，从一个贫穷国家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是还须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型。

虽然“现代化”是一个复合概念，涉及方方面面，有物质层面的、制度层面的和社会（人）层面的，但从近代以来的经验看，现代化主要是由科技进步所引发的其他方面的变化。

科技变化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而科技变化本身也需要内在和外在的动力。也就是说，科技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科技进步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经济指标而言，中国和发达国家依然有很大的距离。虽然一些社会群体和地区已经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但因为发展的不均衡，总体来看，我们国家还处于中等收入经济水平。

就外部环境来看，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内部的现代化和外部的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两者互相依赖、互相强化。但是，今天这个情况不再存在。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同时，美国也在塑造中国的周边环境，对中国构成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压力。比较而言，中国失去了此前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外部条件。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内外部条件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下一阶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由很多要素共同促成的，但是从世界经济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还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后发国家和地区，抑或是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技术升级和基于技术升级之上的产业升级是其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与核心。

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如果无法实现技术的升级，就很难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科技变化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制度要素和科技的变化的确有关联，即制度要素既可以推进科技的发展，也可以对科技进步构成阻力。但实际上，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而科技更是经济的核心。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变迁都是一波又一波的工业革命启动和造就的。也就是说，从科技变革的角度更能透视一个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制。

从经验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从低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可以借助从发达经济体扩散而来的技术来实现，但除了一些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很难通过单纯的技术扩散来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

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在发展早期可以依赖技术扩散、依靠学习复制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技术，但要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一方面需要依靠培养“0-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能力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即在“1-10”的技术刻度内，向最高水平进步。

那么，科技进步层面，一个国家该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就更有可能出现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

第一，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与科研机构。 确立科学人口培养系统。大学是培养科学人口的主体组织，要做好两项主要工作：把“科学人口”的数量做大，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兴趣且有能力去从事基础科研工作；创造条件让这些人去追求自己的兴趣，发挥自身的能力。建立与科学研究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在这个基础科研的管理体系中，行政干预必须尽量减少。提供开放式的实验室，赋予科研人员足够的自由，在不同区域的大学和实验室之间建立横向合作，形成基础科学研究网络。建设与科学研究相适应的软基建。虽然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但依然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投入，解决基础科研工作者的薪资待遇、福利和保障等问题，即“软基建”问题同样重要。

第二，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 一个国家应用技术系统的综合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已经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总的来看，中国的科技发展目前基本上还处于技术应用式发展阶段，我们仍然缺乏原创性、突破性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被一些人称为“新四大发明”的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这些技术或商业模式都不是我们原创的，我们只是利用我们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庞大的市场，在改良和推广这些应用上处于领先。

第三，必须具有一个开放的金融支持系统，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转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 就金融体制而言，缺失风投体系是中国科技进步最大的短板。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稳定服务的，无法扮演华尔街金融体系的角色，也很难产生像美国那样的风投体系。但如果我们借用香港的金融中心优势，就可以获得基础科研和技术应用转化所需要的金融支持。除了金融和国有资本的作用，政府也必须通过金融改革发挥科技创新作用。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困境在于真正需要资本的科创企业拿不到资金，而不需要资本的企业则“被”给资金。

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支持三个条件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正是因为这三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在西方，人们把技术创新过程称为“国家、市场和金融”三者之间的一场持续“游戏”。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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