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适合普通人的微型创业"不要合伙,做一个人就能干的小生意"
嗨,我是小玉。
这几年听到很多人都摩拳擦掌的准备投身到了创业潮中,我自己也是创业潮中的一员。
我跟人合伙过,也单干过。做过工作室,摆过摊,开过店,搞过直播,无一例外,只要是和人合伙的项目,都很早夭折。
也许有人合伙能长长久久还赚到钱也说不定。而且创业初期一开始找人合伙,也很符合人性,因为大家都想找人共同承担开销,承担风险。
但从大多数的例子来看,合伙带来的弊多过于利。
一个长辈也和我说过"不要轻易和人合伙,尽量去做一个人就能干的生意。"
我自己也看过身边长辈和朋友因为和人合伙做生意,最后生意被拖垮的,还有的合伙人拿了公账里的钱跑了的例子。
之前我自己三番几次搞事业找人合伙,虽然没有遇到大问题,但也因为合伙问题处处受限,导致很多工作无法顺利进展。
我真正开始赚钱,是从我自己单干以后,虽然自己工作很辛苦,事情也多,但我不贪心,自己能够把控风险,每个月哪怕赚少一点,心也是定的。
不要瞧不起小生意
关于自己创业这种事,我从来没想过一上来就租什么昂贵的办公场地,也没想一下子就扩张到手底下必须得有多少员工才叫创业。
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脚踏实地,一点一滴的做起来,再想着做大做强才是长久之计,百年品牌香奈儿一开始也是从小作坊开始一点点做起来的。
自古以来生意的最初形态就是"摆摊开档"卖东西,从一开始的吆喝叫卖发展到慢慢生意好了,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开始雇人干活,生意再好一点了,为了提高效率,就开始各个部分分工干活,采购的负责采购,收账的负责收账,卖东西的负责卖东西,各司其职。
员工多了,投资多了,小作坊就变成了品牌,变成了公司。
一个人摆摊也是做生意,一个人开店也是做生意,如今网络上还有"一人公司",靠卖自己的技能和知识赚钱,很多赚大钱的,都是从做小生意开始的。
干小生意足以谋生
目前市场上仍有很多普通人一天能挣大几百的小生意,有很多人支个小摊,一年也有二三十万的收入,还有的网店小老板,一部电脑一部手机,一个人卖点小东西一年也干了几十万。
有个叫吉祥馄饨的品牌,最开始也是从只有15平的小店开始做起来的。 他们的商业模式,最开始也是由小生意做起来的。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盲区,不是我们看别人做什么赚钱,我们自己也能赚钱。
在做任何一个生意前,最起码自己之前有过一定的了解,知道这个行业赚钱的规矩和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就比如我之前做服装,也是因为我之前有差不多6年的积累。
前几年,我认识一个人就吃过知识盲区的亏,她在自己完全不了解餐饮行业的情况下,花了二十多万加盟了一个奶茶品牌,最后维持了不到三个月就血本无归了。
普通人在没有任何技能,没有太多钱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做那些前期投入低或者易上手的做小生意,因为这样的生意能够快速启动,也不需要太大的场地就可以开始,即使失败了对自己的伤害也不会太大,顶多多了一次试错的机会。
怎么选适合自己的小生意
现在是超级个体时代,一个人就可以是一个团队。
做自己喜欢的,擅长的,看看别人是怎么利用这些优势、特长赚钱?有很多长期可以赚钱的小生意。
比如摆摊、写稿、拍视频、直播、开网店、卖专业技能、做社群目的都是为了赚钱,从长远来看,这些也是复利性的事情。
如果自己身无长处也不知道喜欢什么,但是时间很多,那可以从最简单的摆摊开始。
摆摊真的是个很锻炼人的活,因为摆摊会遇见各种问题,如何和场所管理者沟通?如何和供应商打交道?如何处理各种形形色色的客人等等?摆摊就是商场社会的缩小版,它能让你直接体会到创业生活的艰苦和人性的考验。
在有正职的情况下,也可以尽量去发展自己的第二职业和曲线收入,只要心态放平,有正反馈就会慢慢有收入。
最后想说
一个人做小生意的这个概念其实和现在人们说的自由职业者很像,你可以说他是创业者,也可以说这是自由职业。
有很多看似平凡又不体面的人,他们其实都在自己的小生意里有着不菲的收入。
并且,随着人工智能的到来,我们已经进入了超级个体时代,有些工种会渐渐被新科技取代,有些新的工种也随之衍生。
在超级个体时代,普通人做小生意的好处是,可以建立在互联网工具的基础之上,不需要大规模的投入便可以开始一门生意,哪怕摆摊拿货,也有各种货源网站可以轻松拿货。
在当下的时代,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创造出高价值的工作,无论是手工艺者,还是设计师、剪辑师、内容服务者都可以成为独立的生意个体。
文末点赞转发,愿你所想皆所愿,所愿皆所得。关注小玉,陪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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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当今高科技工作者的就业、失业与生活构建——《一人公司》
我们很熟悉一些刻画当代社会的词汇,但未见得真的能说清这些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例如,每一个工作的人都熟悉工作、就业和失业这几个经济用语,不过如果要想以清晰、一致的方式来谈论它们,厘清其复杂的含义,或是分辨其间的界限,却超过了大多数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工作和就业这两个词就经常被交替使用,用来指正式的、有规律的、有报酬的活动,而失业有时也被称为“没工作”。然而,工作和正式就业并不总是,甚至常常不是一回事。
有关工作含义的文化史和人类学研究表明,工作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文化概念,而就业则较为狭窄。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工作对于人们如何理解正式经济活动领域内外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休闲、社会交往和组织以及性别问题都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什么算作就业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问题。长期以来,以种族、性别和阶级为基础的区别对待限制了什么可以被视为合法就业,以及谁可以从事特定的工作。无薪工作——如家务劳动、养育子女、农民劳动和非正规经济——在每一个社会,甚至是最工业化的社会,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经济和社会作用。
随着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就业——在正式、稳定、有偿劳动的意义上——已成为工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主导模式,虽然它并非唯一模式。 就业的这种突出化具有广泛的影响。在大多数现代经济体中,正式就业已成为人们思考和体验时间、性别、生命历程、社会网络和文化生活领域内的多种事物的结构方式。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就业已成为从事其他类型活动的条件,如建立社会关系、获得新的社会地位或赢得社会尊重。尤其是成年男性,其生活意义与获得正式工作密切相关。当这种就业无法实现时,男性获得成人地位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许多潜在好处(如独立住房、婚姻、子女,以及亲属和同龄人的尊重)也就无法实现。那些失去工作或一开始就找不到工作的人,失去的可远不止是工资或头衔。
过去几年,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白领长期失业,这凸显了工作的不稳定性及其对失业者的影响。虽然失业现象并不新鲜,但其目前的表现形式有几个显著特点。首先,裁员往往是永久性的,而不是暂时性的,因此,被解雇者很少有机会重新为同一个雇主工作。其次,具有充足福利的稳定全职工作越来越多地被兼职、合同和临时职位所取代,这些职位工资低、不安全、流动性有限,而且几乎没有福利。此外,在过去几十年中,白领而非蓝领工人更容易遭到解雇。失业性质的这些变化与就业关系的转变有关,即从与一个雇主的长期关系转变为与许多雇主的连续工作关系。在高科技领域,这种转变最为明显,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将自己视为“独立承包商”(或所谓的“一人公司”,详见下文),他们的职业生涯由面对不同雇主的一系列工作组成。
人类学家卡丽·莱恩(Carrie Lane)将高科技领域的失业人员视为“煤矿中的金丝雀”,认为他们预示着白领在日益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中的未来。 她在20世纪初的头几年深入采访了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附近“硅草原”(Silicon Prairie)的75名高科技失业人员,探索了他们的世界(她总共与400多人进行了交谈,并于2009年对其中9人进行了后续采访)。她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对这些人的工作和失业经历以及他们为自己的生活构建的意义进行了精彩的解读,写成了《一人公司》(A Company of One: Insecurity, Independence, and the New World of White-collar Unemployment, 2011)一书。
卡丽·莱恩著 《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
莱恩报告了一些有趣的、常常令人吃惊的结果。这些人很少将自己的失业归咎于“制度”或雇主,而是倾向于责怪自己,或将失业视为全球经济中商业周期和竞争的必然结果。他们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使他们将失业问题视为个人问题,通过各种形式的“职业管理”(如加入求职俱乐部和参与社交网络)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吁求政府采取补救措施的集体和政治行动来解决。
幸运的是,这些失业人员中有许多人是双职工家庭的成员,因此能够依靠配偶的收入度过失业期。莱恩认为,这说明了性别关系性质的变化,因为失业男性往往能够在无偿就业中发现新的身份,并构建起将失业视为有机会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的叙事。然而,这些双职工夫妇中的白领女性则更难从其失业经历中构建积极的叙事 ,因为她们不太能够将职业管理与她们相对较新的职业身份相协调,后者的基础是持续的就业和财务供给。
这些高科技工作者非常适应就业关系的性质不断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这在劳动大军中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对年轻,技术水平较高,能够在瞬息万变的高科技行业中抓住新的就业机会。他们对工作保障的期望值不高,因此在被解雇时并不感到惊讶;相反,他们往往将此视为职业生涯的正常部分。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承受了失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莱恩充分记录了这些失业人员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失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家庭所造成的伤害;年龄较大的尤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更难获得再培训和新工作。
本书的主题,也是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高科技工作者对自己的处境所表达的那种高度个性化的责任观念。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下岗工人,而是“一人公司”,是从事定义、改进和营销“个人品牌”工作的持续劳动的企业家。 他们始终坚信,市场最终会回报他们的灵活性、辛勤工作和牺牲精神。很显然,他们的超级个人主义立场和对市场的信心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内在化的结果。他们对自身处境的理解是在接受新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新“下岗工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新经济的失败者;那些拒绝适应新经济的“组织人”才是失败者。
以新自由主义和经济结构调整为背景,莱恩展开了高科技工作者在工作的不安全感中挣扎的故事,但她并没有止步于职场,而是用第五章深入关注了求职者的家庭和经济状况。在这里,莱恩承认,与其他大多数失业人员相比,她的研究的参与者自有得天独厚之处。尽管他们确实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没有人因为被解雇而失去住房或汽车。莱恩认为,这部分是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由其配偶的家庭收入支撑,而这一点在他们自我认同为独立、灵活的自由职业者时并没有得到承认:“求职者可能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人公司',但这类公司的运营资本常常是另一名工作者的劳动所得,后者所处的行业一般比高科技行业更加稳定(收入往往也较少),不过也并非总是如此。”在讨论这种“隐性支持”时,莱恩引出了新浮现的男性对事业和家庭的态度——正如本章标题“靠妻子养家的男人”所暗示的——是如何出乎意料地强化了男性气概和婚姻的传统观念。男性能够将没有收入的弱点转化为其“新”男子气概的证据,而处于同样地位的女性则因为未能履行自己的承诺而背负着沉重的负疚感。 这种对性别角色的扭曲是本书中最引人入胜的发现之一。
莱恩作为文化人类学家的技能在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她对这些男人和女人进行了丰富而独特的人性描绘。她没有将他们的处境或观点过于简单化,然而这部作品的一个弱点在于,未能与更广泛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莱恩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政治联系,但她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不够深入。她没有充分探讨参与者的“一人公司”观点如何支持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神话的长期存在。她也没有研究互联网崩盘后信息产业重组的更广泛情况。也许硅谷IT工作者令人兴奋、自我实现的世界只是短暂的历史反常现象,很快就被资本主义市场的现实所纠正。但她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莱恩小心翼翼地指出,她的受访者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拥有适销对路的技能、高收入、获得信用和贷款的机会,并且是双职工家庭的成员。因此,这些高科技工作者并不能真正代表整个白领劳动力队伍,所以我们不清楚他们的经历是否真的预示着那些必须应对不稳定就业关系的人将普遍构建的未来叙事。不具备这些高科技工作者的独特属性的工作者遇到不稳定就业该怎么办?结构性问题的集体和政治解决方案真的就被彻底放弃了?当人工智能大潮汹涌而来之时,这些问题正变得比本书完成的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更加切题。
关于就业的书有很多,比如理查德·萨斯坎德(Richard Susskind)和丹尼尔·萨斯坎德(Daniel Susskind)的《职业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Professions, 2015),以及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的《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2014)等,不过这些书籍主要着眼于技术和经济变革,相比之下,莱恩的人类学论述很好地提醒了人们去关注塑造工作意义的其他更多个人因素。当人们在经济剥夺和匮乏的情况下适应和调整自己的生活时,他们形成了新的(即使是暂时的)身份和社会关系,由此给就业和失业带来新的意义。
此外,她犀利地发现,经济学家和理论家,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到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大多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劳动者却接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自己视为 “一人公司”,不断进行职业管理,认为这是自由市场的自然运作。这启发我们思考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术研究主题,它将权力和政治分析扩展到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嵌进用以评估和管理从个人到国家层面的行为的“技术”(程序和机制),以及蕴含其中的“理性”(我们思考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方式)。这个概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福柯视域下的权力,不仅仅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征服;相反,权力也产生身份和主体性。换句话说,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不仅包括通过具体政治行动强制执行新自由主义理念,还包括鼓励和劝说个体管理自己的行为,以成为理想的具有个人创造性的新自由主义主体。
莱恩的书的最后一章是长达40余页的“后记”,回访了在本书叙述中占据重要地位的9位参与者。我们看到他们在下岗后9年里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彼时进入另一场经济危机的世界。虽然他们的个人境遇千差万别——有些人过得比以前好,有些人则明显“落魄”——但莱恩发现了他们之中“一人公司”想法的韧性。他们继续以个人主义的框架来解释自己的处境,拒绝将自己的命运归咎于外部经济或政治力量。
而“一人公司”的理念向来不缺乏吹鼓手,例如LinkedIn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在他的《至关重要的关系》(The Start-up of You: Adapt to the Future, Invest in Yourself, and Transform Your Career,2012)一书中,就将这种职业战略称为“创业的你”。霍夫曼认为,千禧一代正在成为自己生活的创业者。这也折射了莱恩指出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以及“职业管理……也可能处于最后的阵痛期”的可能性并不会轻易发生,新自由主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然而,新自由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并没有以不可阻挡的、相同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虽然新自由主义经常被用作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弊病的标记,但它并不是一套不变的思想和实践,可以在不同的背景下得到统一的解释和体验。人类学对审视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详细民族志分析,在那些通常被想象为不符合自由主义政治历史和自由市场的背景下,研究当地有关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和政策的适应和挑战。在这方面,中国就是一片丰厚的研究土壤。
高科技工作者的困境在中国也不鲜见。2023年6月,据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发布的财务报告,这三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和薪酬最高的雇主在2023年前三个月雇用的员工比它们在疫情期间招聘人数最高时少了约9%。在裁员潮当中,35岁以上的互联网人首当其冲。一项对目前中国大型互联网企业员工的平均年龄的统计显示,这些公司员工平均年龄均不超过35岁,处于27岁到33岁不等。在互联网行业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35岁还不能成为管理层,你就会被淘汰。”
而30多岁的劳动者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正在对事业、婚姻和生育等大问题做决定,他们如果失去了工作,这将构成多重打击。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也会规划“一人公司”吗?他们的“职业管理”行为是怎样的?他们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造就的就业不安全是什么态度?如果他们是男性,职业生涯的波动如何影响男性气概和男性养家糊口角色的传统观念,以及要不要生育的决定?其中的女性又有着怎样不同的生命历程和职业状态?我们期待中国的人类学家深入这一群体,对中国的高科技工作者展开详细描述,为我们提供可以补充其他地方的分析工作的基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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