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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行业异质性 2022-2000年企业行业异质性数据
发布时间 : 2025-02-13
作者 : 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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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00年企业行业异质性数据

2022-2000年企业行业异质性数据

包括四个指标

1.是否高科技

2.是否重污染

3.是否制造业

4.是否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

资料包括原始数据、计算代码和计算结果

「原创」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动态变迁及国际比较

内容摘要: 在当今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国生产的出口产品大量使用国外中间投入品,出口产品中内含技术不一定都来自本国, 科学衡量出口技术含量水平和结构需要基于生产工序的数据。本文构建了基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新测度方法,利用1995-2011年全球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中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出口技术含量水平及结构,研究发现:①自1995年以来,中国出口确实出现了一定的自身技术水平升级和优化。中国整体和各行业的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都呈现增长态势,表现出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弱收敛趋势;②从各行业技术含量相对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几乎锁定在世界最低端,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根本无法对美日等发达国家构成技术威胁。

关键词: 国内技术含量 全球价值链 产品技术复杂度 全球投入产出

JEL Classification: F14

一、引 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货物出口从1995年的 1487.80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22090.04亿美元,增长幅度达1384.75%。从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数据来看,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不断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升级明显,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大幅提高,出口的技术复杂度超过其收入水平(Rodrik,2006)。中国不仅与发展中国家而且与发达国家也处于技术竞争状态,这构成了“中国威胁论”的重要论证之一。Scott(2005)在提交给中美经济和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指出:大家都认为我们只是失去了像纺织服装行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但能保持和增长资本密集和高技术领域的工作机会,可是数据表明以上常识欺骗了我们-----中国在如汽车和航空等高科技核心行业的出口份额也在增加。因此,有关中国贸易出口的技术含量和升级一直是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具有争议的问题,而科学合理测度贸易出口技术含量也成为回答该问题的关键。

近十多年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深入发展,生产过程日益分散化和碎片化,从而带来了大规模的产品内贸易,这由此导致了一个明显的现象:一国(地区)[1]出口的产品并非全部是由本国生产的。从技术含量来看,一国贸易出口品包含的全部技术含量并不等于出口国实际贡献的技术含量,还包含国外中间投入的技术贡献。因此,基于产业间贸易理论和产品同质性的假设条件下,根据要素(技术)密集度的产品(产业)分类和技术复杂度的两种测度方法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容易造成一种幻觉。比如美国和中国都可能出口笔记本电脑,可是中国出口的笔记本电脑需进口大量的计算机核心零部件,如英特尔(Intel)公司的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中国实际上处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的组装加工生产环节,但在传统总值贸易统计口径下却会误认为中国出口了高技术含量的笔记本电脑。按此计算的出口结构,完全可能高估中国贸易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同时,利用人均收入加权计算的技术复杂度指标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如产品同质性的假设、受世界各国人均收入分布的影响。并且,即使出口的产品种类相同,不同国家的产品的档次和技术也有高低之分。Lall等(2006)指出:“技术复杂度实际上受多种非技术因素影响的,而非特定的技术测度。”尤为重要的是,Lall等(2006)还指出:“衡量出口技术含量需要生产过程的数据,而非产品的数据,但是有关生产过程的数据难于获得。”也就是说,衡量一国生产产品的技术含量应该是基于具体生产阶段的任务/活动(task),即生产工序。

对于中国来说,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产品内分工,大力发展出口工业,中国贸易出口产品是否实现了技术含量的提升和升级?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变化与其他国家的变化趋势的异同?中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中国是否从“出口大国”变为“出口强国”了?是否从“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了?在技术方面的“中国威胁论”是否成立?要对于这些问题进行有效的回答,应充分考虑全球价值链贸易模式的影响,克服已有方法的不足,采用更加科学的技术含量的测度方法。

基于此,本文将尝试提出一种基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新测度方法。本文的创新之处:①本文首次从生产工序的角度来测度产品的技术含量。产品的全部技术含量是由产品最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和消耗中间投入品内含的技术含量加权构成。②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角度测度产品的技术含量。本文利用全球(国际间)投入产出模型测度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提出的国内技术含量概念是指产品的完全国内技术含量。本文中的国内技术含量包括了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中返回的国内技术含量,而这种从中间产品返回的国内技术含量是单国(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无法测度的。③考虑了各国各行业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异质性。本文利用各国各行业劳动生产率来替代最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各国各行业的产品的技术含量,不同国家的同一类产品的技术含量是存在差异的。而产品技术复杂度计算中用人均收入加权值作为各国同类产品的技术含量,无法体现同类产品在不同国家的差异性,即同类产品的档次高低之分;④最后,新测度方法对统计实践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可以在保持现有投入产出核算框架下,扩展到产品技术含量水平和结构的统计和核算研究,该方法可能成为继“贸易增加值核算”后的另一种新的反映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创造效率的测度方法。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大致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主要阐述传统技术含量测度方法的不足;第三部分,介绍基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新测度方法;第四部分,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中国和其他国家贸易出口的技术含量,并考察其变动趋势;第五部分,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二、文献述评

传统上,有关贸易出口的技术含量及其结构的分析往往采用两种方法:

(一)产品(产业)分类方法

根据产品(产业)的要素(技术)的密集程度把产品(产业)分为不同种类。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资本或技术密集类产品的出口份额越大,劳动密集或资源密集类产品的出口份额越小,则该经济体的出口贸易技术结构就比较复杂,技术水平也越高。该划分法在分析贸易结构变动和出口竞争力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一些经济管理部门。最为经典是Lall(2000)依据产品的技术含量(一般是根据母公司的R&D、专利等强度来划分)将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 简称SITC)3位数产品划分为资源型、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产品。根据产业的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大类等划分法。显然以上仅以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来衡量出口技术结构是否升级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在生产过程日益分散化和碎片化的背景下,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成不同生产工序(阶段任务),并在不同国家进行,产品生产技术的同质性假设成立的条件几乎不存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产品的核心技术来源国(地区)与产品的出口国(地区)发生了分离。一国出口的某种产品被归为高技术产品,但是该国(地区)只是进行该产品组装和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低端生产环节,而高端设计和核心零部件来自于其他国家(地区)。如菲律宾在半导体产品的出口比重大大高于美国,若以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来衡量,就可能认为菲律宾的出口技术结构高于美国,高估了菲律宾的出口技术结构,这显然存在不合理性。

(二)技术复杂度及其改进方法

一般认为,产品技术复杂度指的是:该产品所有出口国的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值,权重为出口国该产品的出口额占该产品的世界出口的比重。Rodrik(2006)研究发现,中国出口技术与其他国家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出口品的技术水平相当于人均收入3倍中国的国家的水平,即中国贸易出口产品技术水平较高。但是,技术复杂度方法没有考虑到一个重要因素,即全球价值分工体系下生产过程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各国出口的同类产品的技术含量是具有异质性的,而技术复杂度方法是用世界各国人均GDP加权计算数据以表示各类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故各国出口的同类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是相同的,且不同种类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是由人均收入的分布决定的,这个结论显然存在不合理之处。即使假设两个国家出口的产品完全相同(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相同),但由于这两个国家的生产过程中使用国内外中间产品比例不同,出口产品包含的国内技术也会不同。这与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各国在出口产品中获取附加值不同是相似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技术能够准确测度,技术复杂度方法也不能真实反映各国产品的技术含量或贡献。以计算机行业为例,中国和美国都出口笔记本电脑,但是美国主要是产品设计和一些核心零部件(如CPU)的生产,而中国通过进口这些复杂技术的零部件,利用技术较低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组装加工,然后出口整台笔记本电脑。若按技术复杂度方法分析,就可能高估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传统的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方法存在不妥之处。正如Lall(2006)指出:技术复杂度不是特定技术的测度方法,受多种非技术因素的影响(政策环境、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空间分布和距离等),在解释技术复杂度时需要注意这些因素。因此,笔者构建基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新测度方法,克服了传统方法存在的大部分缺陷,以期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比较的视角下来分析中国贸易出口的技术含量、结构及其动态变迁。

三、基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测度方法

本文中提出的产品技术含量的测算原理与贸易增加值核算、隐含污染物(如隐含碳排放)的测算原理(Daudin 等,2012;Johnson和Noguera,2012;Koopman等,2014;Wang等,2013;倪红福等,2012;倪红福等,2016)有很多相似之处。Lall(2006)提出,某一产品的技术含量应该是生产该产品所有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的加总。也就是基于具体某一阶段任务(生产工序)来测度技术含量的思路。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生产过程被分割成不同的生产任务(工序)。在投入产出表中,产品的投入产出关系正好可以反映该产品的最后生产工序的经济技术特征,即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品的加工组合最后生产工序。因此,产品的技术含量应该是最后生产工序自身技术含量和中间投入品的技术含量之和。在全球投入产出表的框架下, 国生产的产品的全技术含量应该是所有中间投入品的技术含量和 国最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之和。这里最后工序自身的技术含量用该生产工序的劳动生产率[2]表示,即用最后生产工序中产生的增加值与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比值来衡量。以下是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及其指数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一)全部技术含量

根据经典的投入产出模型,一般假设经济中各行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列昂惕夫(Leontief)形式,即:

[1]作统一说明:若未特别说明,本文中提到的国(家)一般是指国家或地区。

[2]劳动生产率是衡量产品技术含量的较好指标,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实际上就是衡量了国家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其内涵的基本逻辑是,生产某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是显示这种产品技术含量的最好指标。迈凯利(Michaely,1984),Rodrik(2006)提出的技术复杂度实际上是用整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代替该国各种产品的技术含量。

口结构优化升级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出口国内增加值是从获得的贸易利得大小的角度来衡量,而国内技术含量是从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角度,或者增加值创造效率的角度来衡量的。虽然一国产品的国内增加值与相应出口的比值(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较大,但若这些增加值是由大量低技术的劳动力创造的,这样出口产品中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可能会比较低,如2011年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纺织、皮革和制鞋业产品的国内增加值(Domestic Valued-Add, DVA)与相应出口的比值为85%以上,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为65%[1]。也就是说,虽然中国从纺织、皮革和制鞋业行业中获得的增加值利益相对大,但是,由于国内技术含量指数相对较低,增加值创造效率比较低,这种获取增加值的能力既不可持续也缺乏国际竞争力,很容易被其他后发国家替代。这也正好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近年来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国家对中国纺织、皮革和制鞋业的替代和威胁。

四、出口技术含量的测度与分析

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比较的视角,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项目中1995-2011年全球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Output Tables, WIOTs)的数据及其有关就业的卫星账户数据[2],利用前述的技术含量新测度方法,本文对中国和世界主要其他国家的贸易出口技术含量进行测度,试图系统地分析从1995年到2011年中国出口技术水平、结构及其动态变迁。

(一)中国贸易出口整体技术含量水平及其变动

表1显示了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的整体全部技术含量(TV)、国内技术含量(TDV)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TDTC)情况。①从1995年到2011年,中国贸易出口的整体全部技术含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且在加入WTO后,整体全部技术含量的上升速度明显加快,从2002年的14.63千美元/人上升到2011年44.60千美元/人,年均增速达13.19%。②中国贸易出口的整体国内技术含量与全部技术含量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且2002年后,国内技术含量的增长速度略快于全部技术含量,从2002年的4.95千美元/人,增加到2011年的19.74千美元/人,年均增速达16.61 %,比全部技术含量的增速快 3. 42个百分点。

由于国内技术含量的增长速度快于全部技术含量的增长速度,使得中国贸易出口的整体国内技术含量指数从1995年0.21上升到2011年0.44。自1995年以来,国内技术含量指数也得到了大幅上升,中国出口产品整体上存在自身技术升级,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出口技术含量上升的速度相对加快。究其原因在于,加入WTO后,中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一方面,通过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促进这一时期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大幅上升;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推进,加入WTO的红利释放,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出口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和出口结构进一步改善,中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增加。

此外,2007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产品的技术含量都出现了增速放缓甚至短暂性的下降。其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GDP都出现了下降,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普遍下降,导致本文测算的技术含量(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级数和)也会出现下降。

但是,中国贸易出口的技术水平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也远高于中国。2011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分别0.90、0.87、0.74和0.71,而2011年中国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为0.44[3],且这些国家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的变化幅度不大,美国和日本基本上保持在0.9以上,德国和英国分别保持在0.75左右。其原因在于,中国凭借其明显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土地、劳动力),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承接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产业转移,但出口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大量的国外中间品和资本品,主要从事于组装加工的中低端技术生产活动。

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水平和指数有向发达国家收敛的趋势。如1995年美国出口的整体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分别是中国的27.52和3.6倍,到2011年已分别下降到7.38倍和2.03倍。究其原因,一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本土企业通过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吸收和改进国外技术,提高了自身的中间品生产能力,从而能为中国出口产品生产提供更多的中间投入品,这种“干中学”效应对中国国内技术含量和指数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Kee和Tang(2015)从微观企业角度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国内增加值率处于上升阶段,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本土企业提供中间投入品能力的提高。中国本土企业的确存在许多案例,如长三角地区的纺织服装业通过在加工贸易中学到的知识经验和技术能力,逐步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涌现了一些自主品牌。二是,中国的科技和教育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下,中国在21世纪的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1]国内增加值(DVA)/出口的比值(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是作者利用全球投入产出表,分别根据王直等(Z.WANG等,2013)的分解公式和本文的测度方法计算而得。详细计算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2]数据和相关详细说明来自网站:http://www.wiod.org/new_site/database/wiots.htm.

WIOTs中共有40个国家(地区),外加1个世界其他地区。每个国家共有35个部门(Dietzenbacher等,2013)。由于WIOTs表中极小几个部门的总产出甚至为0。考虑计算的可行性,本文将35个部门归并为26个部门。增加值率系数和Leontief 逆矩阵(B)直接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数据直接计算,是以全球投入产出表中增加值除以WIOD项目公开的卫星账户中劳动力数据而计算得到。

[3]姚洋和张晔(2008)计算的1997年和2002年中国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分别为0.91和0.83,显然偏高。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基本处于组装和加工的低端环节,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占出口的比值大致为30%。本文计算的2002年国内技术含量指数为0.34,显然处于更为合理的范围内。

五、结论及进一步讨论

本文构建了一种基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的新测算方法,该方法主要借鉴了贸易增加值核算、隐含要素和隐含污染物的测算原理,克服了传统出口技术水平和结构测度方法的主要缺陷。本文研究结果表明:①自1995年以来,中国贸易出口的整体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2002年加入WTO后,中国贸易出口的整体技术水平快速提高,但是出口贸易技术水平仍然较低,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水平。②从中国出口贸易的整体水平发展趋势来看,表现出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的弱收敛趋势。③中国各行业的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都呈增长态势,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身技术升级。④中国各行业都呈现相对技术升级,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相对技术升级的速度加快。但是,中国各行业的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及其指数仍处于世界的最低水平层次,与美日法等国家的差距较大,根本无法构成对这些发达国家的技术威胁。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启示:①中国加入WTO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并没有对中国出口品的技术升级带来不利影响,反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出口品的技术升级,改善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②中国贸易出口的技术水平和结构并没有超越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且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升级任重道远。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需要积极发挥中国(尤其是中国中西部)的低成本优势,在干中学中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且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环节仍然是中国制造业的切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在发挥仍然存在的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继续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同时,政府应加大在科技、教育和人才方面的投入和支持,积极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培育中国企业在国际垂直专业分工中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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